刘伯温的直属领导、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，说：“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但你看我现在，还不是混吃等死。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，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。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、酱缸里洗菜，岂不是越洗越糟糕？”

刘伯温说：“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只要一身正气，就是进了魔鬼窟，也仍然是正人。”

县长大人说：“哎哟，人怎么能和莲花比？人就是人，身处社会中，你必须要和别人交往，你现在把人都得罪光啦!”

刘伯温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也是个有朋友的人!”

县长大人冷哼，说：“你那些朋友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。”

高安县县长大人说的好像没有错，刘伯温在高安时结交的几个好友都是一身正气的文人。其中有个叫李爟的是个画家，但他的画作似乎是意识流，没有人能看懂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，诗歌写得漂亮，曲作得也特别好，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，却总报以“鄙夷”的眼光。几个人在一起，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。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，感叹说：“‘满怀荆棘无人扫’啊!”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：“俗事，这都是俗事。来，喝酒!”

其实，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，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，而不是做缩头乌龟。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，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。

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孔子那样的，在良知的指引下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，我逃避，我拼命地逃避，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。

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，不过，孔老夫子很惨，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，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。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，刘伯温不靠游说，只靠做实事。孔子是玩嘴巴，刘伯温是玩行动。

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，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，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。凶手是蒙古人，案发后，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，初审官本着“拿人钱财替人消灾”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，就判为误杀，案子草草了结。

——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，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，并没有坚持到底。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，可能已经瓦解。不然，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，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，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。

原告也不是吃素的，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，于是整合各种资源，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。知府是个官场油条，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，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，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。

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，兴奋异常，在他看来，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。于是，他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，雷厉风行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，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。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。初审官走时，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，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，并且提醒这些人，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，在这地方一日，你们就不能有自由，好自为之。

蒙古人一听，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。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，那玩意如月牙形，长一尺，插进人的肚子里，向上一挑，再抽出来，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。肠子在肚外还保温，但人却不死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，才死掉。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，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。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，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，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，然后一挑，马肚子就开了，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，自然，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。

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，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。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，只是良知还未泯，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，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(今江西南昌)南昌县去。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，对刘伯温早有耳闻。

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：“如果不走呢？”

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，说：“剖腹的干活。”

刘伯温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县长大人说：“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总之，我是按良心做事。而且，这是命令，赶紧给我滚出高安!”

刘伯温感叹了一句：“高安，难以高安啊!”感叹完这句话，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，又愤恨地感叹一句，“贤士无路可走啊!”